公立医疗体系的逆势扩张，引发社会办医、互联网医疗、第三方医学检验等非公医疗行业对“国进民退”的担忧。

4月26日，全国新冠病毒疫情常态化防控工作电视电话会议召开，提出所有县区级以上疾控机构、二级以上综合医院要抓紧进行改造，在短时间内形成核酸检测能力。支持各地在公立医疗卫生机构检测能力不能满足需求时，与第三方医学检验实验室合作开展核酸检测，充实检测力量。

“非公医疗会不会成了公立医疗的备胎？甚至连备胎都当不上？”有非公医疗从业人士向笔者表达担忧。

这种担忧不无根据。1月下旬时，大量新冠肺炎患者、疑似感染者无法得到及时的核酸检测。但奇怪的是，一边是公立医院的检测仪器、实验人员超负荷运转，一边是华大、金域等第三方（民营）检测机构依然无法得到当地政府授予的检测资质。直到2月3日，中央应对新冠肺炎疫情工作领导小组会议上拍板，允许符合条件的第三方检测机构开展核酸检测，形势才见好转。

进入后疫情时代以来，十多个省份均修建应急医院，多个东部经济发达省份也启动对三级甲等公立医院的院区扩建工程。面对百年一遇的重大疫情，为何不能遵循“共享医疗，藏医于民，临阵应变”的卫生资源效益最大化原则？为何不能把财政资金用来为所有公立医院、社会办医机构进行应急专项改造，在疫情暴发时征用医疗资源？公立医疗体系的逆势扩张，引发社会办医、互联网医疗、第三方医学检验等非公医疗行业对“国进民退”的担忧。

非公医疗行业脱胎于上世纪90年代一批事业单位（包括公立医院）“下海创业潮”，经历一轮轮乱象丛生、强力整顿，社会办医机构的医院数、床位数已经超过公立医疗机构，涌现出一批高水平社会办医机构。自2010年以来，仅国务院、中央部委印发的鼓励社会办医的文件就有20余个。然而，社会办医始终面临准入门槛高、经营负担重、从业受歧视等不利局面，这一劣势在新冠肺炎疫情下被放大。

究其根本，在医疗行业，“公家一定比民营好”的观念仍然存在，并深深影响了地方决策者、医改研究者。基本医疗卫生事业作为保障民生的准公共产品，常常被赋予超出经济学基本规律的特殊性。比如：有专家学者提出，鉴于疫情期间推行基本医保、公共财政为新冠肺炎患者兜底，医患关系空前和谐，我国实施“全民免费医疗”的条件基本成熟。这相当于让中国回到公立医疗体系一统天下的老路，回到医疗服务低覆盖、低保障、低体验度的计划经济时期。

进一步说，当下过度医疗、患者“看病贵”等问题，也不应只由非公医疗行业背锅。如果医疗服务业开放度足够高，且形成行业自律、政府监督、社会监督机制，患者就可以在公立医疗、非公医疗两大体系之间用脚投票，把医疗服务的垄断利润降下来，并倒逼公立医疗机构完善治理水平和治理能力。卫健、医保监管部门在打击欺诈骗保、处罚安全事故时，也不用担心吊销资质、暂停业务影响医疗可及性，更有利于实现医疗服务行业优胜劣汰。如果医护人员可以在不同医疗机构之间顺畅开展多点执业，各类医疗机构也会为争夺优秀人才而提高薪酬待遇，将长期被低估的劳务技术价值拉升到正常水平。

因此，非公医疗中的进步力量不仅没有给医疗卫生事业拖后腿，反而应该成为启动新一轮医改的“牛鼻子”。扶持高水平社会办医符合“保基本民生”的中央最新工作方针。笔者建议，后疫情时期，按照不同所有制主体平等的原则，非营利性的社会办医机构既然有能力提供公益性的基本医疗服务，就理应在经营税费、医保报销、人才引进等政策与公立医疗机构完全平等。同时，高水平社会办医机构应当在参与政府重大工程（如“新基建”、互联网医疗首诊试点）时享有与公立医疗机构同等的优先权。